长“反骨”的后脑：一篇低质研究的传播狂欢
或许，你在几个月之前读到过这么一条科学新闻：手机看多了，头上会长角！
已经低头玩了两个小时手机的你，可能会在诧异之余点进这条新闻。一张研究者的X光片跃然眼前，头骨后面千真万确地多了一块骨头，就像是角一般凸出。国内报道的时候，还会将它与“脑后有反骨”联系起来，颇有点“科学证明了俗语”的味道。
你看完之后，若有所思，又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剧透：别担心了，你不会长角的。）
图 | Scientific Report
文|李子李子短信
“注意啦！注意啦！看手机看多了，脑袋后面可能会长角！”
这个研究来自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的一个医生，David Shahar。他在过去20年从医的经历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后脑勺窝里、颈子上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凸起。这玩意儿，学名为“枕外隆凸”（external occipital protuberance）。他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和同事一起“看了各个年龄的1千2百多张X光片”，发现在18-30岁的人种，这块小骨头出现的频率“异常高”。最大的一个枕外隆突案例，“角”甚至凸出来了接近3厘米。
Shahar 医生将这个现象归结于年轻人使用手机和其它电子产品的习惯。他认为，长期的“坏姿势”（Poor posture）让骨头被迫增生，去平衡颈部肌肉和韧带受到的压力。一个成年人头部的重量大约为4.5千克，我们的颈部的确每天都受着不小的压力，因为这个习惯而影响到骨头的发育，似乎也是十分说得通的事情。
并且，电子产品让我们身体失调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用久了鼠标害的筋膜炎就是一例。
David Shahar，他自己自称 Dr. Posture | researchgate
这个研究一开始发在了《自然》（Nature）旗下的《科学报道》（Scientifc Report）上，此刊虽算不上顶刊，发文数量巨大时有“灌水”，但也算是知名期刊了。这个事情，也被许多国内外知名媒体报道过，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大媒体；BBC 甚至以这个研究为引子，写了一篇深度报道，讲了人类的习惯与人体构造的相互影响，读了之后也是大长见识。“我们的骨头的可塑性十分强，”BBC 在那篇文章里写道，“虽然我们每个人的骨头架子都由我们的 DNA 所决定，然而它们却也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以适应每个人生活中独特的压力。”相关的研究，甚至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骨骼档案学（osteobiography）。
至于各类小报，中外估计都一个样，为了这个有点奇怪的研究结果而手舞足蹈。澳大利亚新闻网（news.com.au）最先开始用“长角”（horn）一词。而类似于太阳报（The Sun）这样的英国小报则是一贯大惊小怪的调调——“妈呀手机！（HELL PHONE）研究者发现数十个千禧一代因为看多了手机，头上长角啦！“
图 | The Sun
然而，这个研究本身却有不少蹊跷的地方。首先，这些X光片都来自 Shahar 医生自己的脊柱按摩诊所，也就是说，来这儿看病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样本一开始就有偏差了。
然后，判定长出枕骨隆突（原 paper 根本没说“长角”，毕竟动物的角和骨骼的成分根本不同）的标准在10mm，只要超过这个值，就在数据中算作是阳性，而不一定真的长“出来”了那个东西，文中配图里的案例其实非常极端。研究者把这些X光片按年龄和性别分了组，发现年轻人当中长出枕骨隆突的人要多一点点：35%的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有这个隆突，而在30-50岁的观察者中，此比例不到15%。
在论文的讨论环节，作者“推测”，年轻人长出这个东西，“可能与手机使用有关”。然而，这个纯观察归纳的研究论文，并没有调查每个人使用了多长时间手机，或者平时生活习惯如何，家庭病史如何等等，所有的变量就只是年龄、性别、长没长“角”，而且还对“长角”一事的判定十分模糊。
另外，给X光片进行测量的人也没有双盲。换句话说，如果他心里对结果早有预期，那么手抖给年轻的X光片测长一点的情况就会变多。
由此可见，这个研究本身就问题重重。
图| lucidchart
而当新闻突然开始铺天盖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看起来有点怪异的研究发出了疑问。除了质疑这篇文章本身的因果链条不足和推测过于武断之外，也有人从专业角度出来拍砖。
威斯康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 John Hawks 写了一篇文章，质疑了这个研究本身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枕骨隆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且在男性中的发生率比女性更多；在考古人类学中，判定一个骨骼的性别，枕骨隆突也在考虑的因素之中。的确，在 Shahar “长角”文章的综述中，说男性长枕骨隆突的几率是女性的5倍多；但他们自己的数据中，年轻女性的“长角”样本却大于男性，若不是样本有问题，那也是前后矛盾了。
而且，Hawks 表示，不少考古人类学研究也分析了相关的骨成型案例。关系到颈和背的运动其实非常多，不仅仅只有持续低头看手机这一项；而与枕外隆突相关的运动特征，还有大量的点头、仰头、转头等，比如从事编织的群体，或者大量使用前身负重的群体等等（比如把娃挂在前面）。看手机有可能吗？或许有——但是，没有实锤。
显然，Shahar 的研究，并没有把实锤拿出来。
图 | pixabay
而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 Shahar 的背景。虽然他在论文中并未声称本研究有任何利益关联（即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COI），但是，在石英杂志（Quartz）的调查中，他们发现 Shahar 除了行医以外，还有一个副业，那就是卖枕头。
他自创了一个叫 Dr. Posture（姿势博士）的品牌，在卖一种胸枕的同时，号称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外加把背部垫在这种枕头上睡觉，就能矫正脖子前倾的坏姿势。在商品网页上，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姿势”的重要性，和他在论文里面的调子颇有几分相似。
顺便说，这枕头也不便宜，要195刀。
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非常巨大的利益关联了。在这个问题曝光之后，华盛顿邮报迅速修改了他们的报道，在后面附上了相关信息，且调整了报道的话术。而 Shahar 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声称这项研究即使有一些限制，总体还是有意义的。他会对论文做出“微小的修改”（Minor Correction），但大致结论并不会改变（Stand by his research）。
不过看客们至此也就基本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图 | pixabay
整件事在最近划上了句号。Scientifc Report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之后，要求作者撤回并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后才可发表。而修改后的文章，也将确定性的语句删掉、改成了推断性的语句，并陈述了样本的偏差问题。文章最后也加上了相关的 COI 信息。
不过，这篇文章依然非常嘴硬地表示，坏姿势和手持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毕竟在他们的观察中，年轻人的确是肩背和脊柱相关问题的高发人群。
只是，可能看过这个报道的大部分吃瓜群众，可能除了记住“手机+长角”之外，根本就不会看到撤回修改这回事儿。大部分媒体把水泼出去之后，也懒得回来再修改。所以，你现在一搜“手机+长角”（cellphone horn），跳出来的大部分报道依旧还是原版。就连BBC那篇长报道也字句没动，只在最后添了一行字：“长角”相关研究有问题，详情请见另外一篇报道，blabla。
这篇文章是科学研究吗？当然是，而且也没有明显的不规范（除了 COI 那个部分以外），最后也没有完全撤稿、演变成学术丑闻。热衷于搞大新闻的媒体，可能会把小保方晴子、韩春雨这样的“问题研究”扒个底掉，但对于这个小风波，可能最多也是撇撇嘴就过去了。
图 | pixabay
但这篇文章是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吗？当然不是。稍微内行一点的人，都能用肉眼看出来问题。但问题就在于，从媒体到一般读者，对“科学研究”的层次和纠错机制缺乏认知；媒体报道只要讲了“科学研究证明”，就仿佛是白底黑字的宣言一般。
然而，就算是科学研究，也有小样本的探究型研究，定性的描述型研究，综述型研究，大样本调查，元分析，等等不同类型的研究，各种研究对于结论的确凿性天差地别。当今的科学研究专业性极高，许多领域都是小碎步前进，有的时候发个 paper 可能也只是抛个砖，实验需要同行重复、结论需要后人进一步验证甚至推翻……这些复杂的层次，媒体和读者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追究。
而在科学共同体的工作机制下，也难免出现漏网之鱼。毕竟，看得不严的审稿人是人，想要多灌点水早点毕业的苦逼 PhD 学生是人，看领域大佬脸色说话的期刊编辑也是人。这并不是一个严密运转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了权力博弈、不可测因素和人情世故的网络。再加上总想搞个大新闻的新闻官，想赚点击的媒体，或者是拿了钱的利益团体和社会运动组织等等，最后的产品，并不如人们想象一般纯净无暇。
这一切最后呈现出的面貌，就是各说各话。新闻媒体里充斥的大量研究结果，特别是与营养学、心理学相关的研究，都存在着样本量不足、可重复性差的特征。而如果一篇报道并不对原理和背景加以阐述，仅仅陈述单个研究的结果，即使没有“误读”或者“标题党”，也会让人冒问号——今天吃鸡蛋有害，明天吃鸡蛋有益，我到底该听谁的？
或者换句话说，无法呈现科学研究的机理和面貌，不去“打开黑盒子”的报道，根本就不是“科学”的——科学从来不是一个只陈述结果的东西，而是不断批判进展的过程。
图 | pixabay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便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如何将科学研究“可靠性”的“信号”充足地呈现出来（Signal Trustworthiness），不仅给同行看，也方便媒体和政策制定者。其中包括强调证据的价值（样本数量、质量，如何使用），提升报道透明度，强调自我纠错和重复性问题，注意偏差，以及保持批评文化（a culture of critique）等。来自宾大传播系的凯瑟琳·杰米森（Kathleen Jamieson）呼吁，在研究进行和发表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展示可靠性信号的机制，而不是一味要求媒体和公众拿着放大镜去艰深的 paper 里找。
那么有了这么多东西，人们还爱看吗？其实，公众也不会满足只有一个结论的科学。宾大传播学院2019年一项调查显示，有68%的受访者都表示，希望看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数据，而63%希望研究者公布利益联系。
或许，这个“长角”的闹剧对大家而言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人人都知道做低头族的健康隐患。但以后，若有更多的人给我们打开高冷科学的“黑盒子”，大众对于科学本身的认知，也会有所改观吧。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者，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打开这个“黑盒子”。
最近读的一本书，叫「Damned Lie and Statistics」（该死的谎言与数据），这是一本经典的“打开黑盒子”的书——研究中的数据，与媒体解读的数据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这与调查数据的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为何产生”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果你不想被统计局忽悠，我强烈推荐你阅读这本书。（可惜还暂时没有中文版。）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个明眼人——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在这个社会。即使并不是明眼人，也不会总掉坑里。
参考来源
[1] Retraction Watch, Text neck’ — aka ‘horns’ — paper earns corrections.
[2]"Signal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cience," by Kathleen Hall Jamieson, Marcia McNutt, Veronique Kiermer, and Richard Sever, PNAS 09/23/2019.
[3] John Hawks, Are Millennials Really Growing Horns From Using Their Phones?
[4]Katherine Ellen Foley,The researcher behind the smartphone “horns” study sells posture pillows.
文中提到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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