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论与风水 | 风水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传播，不得不向儒家思想体系靠拢

中国的古代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崇尚礼治的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封建伦理制度的长期盛行。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当属儒家伦理文化，这一影响渗透到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生活、文化思想，无所不在。当然，也包括风水。

在风水的思想体系和空间构造的形成中，儒家伦理如影随形。

“百善孝当先”。这是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共识。在儒家文化里，则特别注重丧葬礼仪。如果哪一家的父母过世，必须要举行隆重的丧事，至少体面；同时还要求人们守孝三年。而风水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

翻开一些与风水相关的书籍，不难发现，作者往往都会引用儒家祖师爷孔子、程颐、朱熹等人的理论成果，作为风水学说的呼应和注脚。

相信你还记得何为“三纲五常”。在封建时代，这是人们所提倡、奉行的准则、道德约束。

三纲，具体展开来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则包含了仁、义、礼、智、信。

相对应的，风水中也有“三纲”，他们分别是气脉、明堂、水口；五常则指代龙、穴、砂、水、向。

三纲五常作为一个整体相伴相随，互为关联。当然，后世人在研究时多认为，风水通过这样的概括来提炼其主体内容，未免过于牵强附会。

不过，如果你把这种现象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再去解读，或许能够明白，当时的风水为了自身的生存，以及更好更广的传播，有意无意地向儒家思想体系靠拢，寻求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认同的庇护，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社会必然。

在风水理论中，有“天、地、人”的讲究之别。其中，尤以“地才”最为重要。

《管氏地理指蒙》卷二中提到：

三才之道，地道为独重。

盖凡在天之丽，莫不由于地。

而人则有以相论者，有以心论者，有以命论者；

然相生于心，心复生命；

命虽在天，其本则根于地。

简单说来，人命在天，人本在地。一切附着于天的事物，都是老天爷看心情决定的。不难看出，这是对天命观的一种肯定；再往大了说，这是唯心论的继续和发展，也是相地术重视地道的体现和原因所在。

风水在看龙脉时，一般都尊崇由远及近的原则，依次寻找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及至勘察到正穴为止。也许你已经领悟到，这样一套方法，正像一个家族的排序，“五代才出服”。而在寻龙时，要求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追根溯源，也就是说要从祖宗之山开始找起。这寓意着“龙脉悠远、龙气深厚”。

在风水学说中，祖山、宗山通常被视为山之源；而父母之山，则是本穴所在山脉的入首处。

另一著述《博山篇》，在论龙时则先论祖宗，再是父母：

寻龙法，寻祖宗，

寻父母祖宗所居极高之方，

父母所居中高之方；

龙身回顾祖山作朝，

此乃回势；

势之顺逆论大江水，

正侧逆顺，

祖山之水皆可到堂，

顾祖者远为优。

也就是说，寻龙不仅要寻祖宗、父母之山，还要确保这些山与山之间要对祖山有“回顾之情”、“向心聚合之感”。这也正是宗法观念中的忠孝思想。

唐朝的卜应天在《雪心赋》也曾指出过山脉的祖孙联属关系：

迢迢山发迹，由祖宗而生子生孙，自本根而分支分派。

清代孟浩对这句话的注解很有意思：

迢迢，遥远貌；发迹，山之出身处也；

祖宗，山之本也；子孙，山之支也。

故山之迢迢发迹而来，

必先起祖宗之山而后分干分枝，

相传而去，

亦由人之由祖宗而后生子孙也。

此外，风水在形势上的规划，同样非常讲究等级秩序。在业界，人们认为最好的地理形势，要像当朝天子接见朝廷大臣的仪式一样，皇帝高高坐在朝堂之上，侍从分布两边；在皇座的身后，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屏风。像电视剧上演的那样，前有案几，远是臣子。

也因此，在运用风水学说选地择址时，同样很喜欢挑选上述提到的类似的地形。君不见，后有层峦叠嶂的群山，作为“靠山”；而左右两侧则是如侍卫一般存在的砂土；前有案山，再往远处看，更要有朝拱之山。

这是因为在风水学说中，普遍认为龙脉的周围要有屏蔽护卫，不然的话，会导致“主龙孤单”。而最有利的护脉形势，便是后面有依托的有迎送的，旁边有护卫的有缠绕的，所谓“托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

这还没完。风水中还会根据砂的排列情况，分侍砂、卫砂、近砂、朝砂。看出“端倪”了吗，“侍、卫、迎、朝”的礼制，几乎全是按照儒家伦理的那一套体系来展开论述、实践应用的，体现了主仆、尊卑观念。

习惯上，风水把好的地理形势，看作“众星捧月”，又或“拱迎天子”之势，有人便“一不做，二不休”，把好的风水宝地，看成宝座、太师椅的形状等等。这也体现了风水理论中朴素无华的人文成分。

这些现象统统指向一点：风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体系；如果，当时离开了儒家的保护，而一意孤行，风水恐怕很难在古代中国得以长久盛行，也就很难走到今天，仍被我们加以应用，不断整合、实践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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