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礼魂》和楚国战争失败罪
作者简介：黄震云，男，江苏省灌南县人，文学博士，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书法家。原为江苏省政府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333工程），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元文学学会副会长 ，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中心研究员、教育部同行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课题多项，获得省部级奖励六次。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发表学术论文，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楚辞通论》《辽代文史新探》《辽代文学史》《经学与诗学研究》《法治文学研究》《立法语言学》《名家讲解山海经》《汉代神话史》《左传整理》《中国名画考古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内容提要：夏、商、周和楚国有军事法。既然有军事法，可以确定当时的楚国有战争失败罪，说明《国殇》不可能用来祭祀战争失利或者战死的将士。根据《九歌》的属性和具体内容来判断，此诗应该是纪念楚怀王的礼乐作品。
关键词：《国殇》；《礼魂》；战争失败罪；礼乐
关于《国殇》和《礼魂》殇谁礼谁，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普遍认为这是描写楚国战争、歌颂英雄的爱国主义作品。但是，说它们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战争，则只是后代人用爱国理念推测出来的。《国殇》说：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如果将《国殇》理解为实战，存在着一些无法说通的地方。第一，《国殇》是《九歌》中的一首，而《九歌》是一个系统的祭祀神灵的礼乐体制，最后附上一篇反映楚国实战的作品，显然不合体制和主题。第二，在“左骖殪兮右刃伤”的紧张时刻，偏偏要“埋两轮兮絷四马”，“絷”就是系，也就是将马拴起来。这是什么打法？听起来就不靠谱。第三，如果诗歌赞美将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不可凌呢？如此种种，无需多举。
《九歌》是一组古老的礼乐。《左传·文公七年》所记载：“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尚书·大禹谟》指出：“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都肯定《九歌》为表现功德的作品，与描写实战没有关系。
现存《九歌》十一篇。《韩诗外传》指出，大禹为了满足天下对舜的崇拜，将《湘君》《湘夫人》编到《九歌》中，这是《九歌》十一篇的原因。可以认为，《国殇》不可能是描写楚国实战的诗歌，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先秦时代，不把这些战死的将士视作英雄，相反还要治罪，所以不会有歌颂他们的作品出现。根据史料，夏代就已经制定了军事法，其中就有不能完成任务将受到严厉惩罚的战争失败罪。《左传·昭公六年》载：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夏商周时代分别有《禹刑》《汤刑》《九刑》这样的法律。《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等记载说：“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竹书纪年》作：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由此可知，夏代制定法律的人是皋陶。夏启的《甘誓》类似于战争法，强调必须执行军事命令，还制定了奖赏措施，就是打赢了要在祖庙进行庆贺奖赏，打败了则要在社坛前杀头，家属沦为奴隶。
夏朝还有监狱。《竹书纪年》说：“夏后芬三十六年作圜土。”芬是启以后的第七个夏王，他建筑圜土来囚禁罪犯。圜土是圆形的土牢，把罪犯圈围在里面。《史记·殷本纪》说：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后，至周封于杞也。
夏台是夏朝制作的监狱，和圜土的囚禁对象有一定的区别，但都是监狱。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以上材料分别见《尚书》和《史记·殷本纪》，表示商汤攻打夏是替天行道，同时要求将士必须全力以赴夺取胜利。如果获胜将重赏，若打败了则被孥戮。“罔有攸赦”，也就是说打败了要问罪，全部杀光，家属沦为奴隶。这一奖赏制度和夏朝的战争失败罪几乎一样，已经成为定制。
周代传承了夏商的战争失败法，但相对夏代和商代而言似乎更为具体。《礼记·檀弓上》卷八说：“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又《尚书》记载鲁侯伯禽征讨淮夷和徐戎，作《费誓》：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穽，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由此可知，周代已经将战争失败等军事法作为常刑，奖惩胜负以外，还对运送粮草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周和东周都有。《竹书纪年》记载说：“厉王无道，戎狄寇略，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史书对战争的记载往往止于只说到胜负，很少涉及到战后事宜，但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今检《后汉书·西羌传》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伯士死和军败是因果关系，无疑伯士死于战争失败罪的裁决。即使是在周幽王乱政、礼乐崩坏的时代，战争失败罪仍然是有效法律。又考《左传·桓公十三年》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当时的战争有专门的刑法。鄢陵之战，莫敖惨败自杀，而战后对战败者的追责不仅仅限于主帅，“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就是说在冶父进行集体审判。楚国应该是接受了周代的刑法制度，制定了自己的军事法。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左传正义》说：“子玉违其君命以取败，称名以杀，罪之。”君命就是指出兵的命令，打败就是违背君命，也就是《甘誓》中说的不用命，罪之就是法办。又《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曰：
薳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此年秋败於鸡父，设往复败为再败。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於薳澨。
薳澨，楚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就是死后问责，即使战死了，也是要问罪的，可见战争失败罪是非常严厉的法律。西戎霸主秦国也实施了同样的制度。《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文嬴知道，孟明视等是秦国的重要将领，如果失去他们，对秦国十分不利。因此，借口战争失败罪，告诉晋国人他们三人回去将会受到严惩。这说明：一是战争失败罪在晋国和秦国都存在，因此借口容易成立；二是战争失败罪审判时会有国家利益层面的考虑。几位将军很重要，秦国是务实的国家，不会杀害他们。《吕氏春秋·高义》记载了一则楚国将军躲避战争的故事：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
由上可知，楚国有相对完备的军事法，战争失败罪的设立和形成历史悠久，楚国接受了相关的律条，并有自己的考量。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是尧舜时代的象性制度，历史更为悠久，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制度。战国时期楚国的战争失败罪规定战死同样是犯罪，如果逃跑则可以免于刑罚。那么，《九歌》中的《国殇》显然不可能是纪念阵亡将士之作了。究其原理，楚人认为，打败有罪，死于战事，为恶鬼。
那么，《国殇》纪念阵亡将士的依据和来源是什么呢？这源于汉代王逸的章句，认为殇指死于国事者，但并未解释具体死于何种国事，后人根据诗歌的描写，并结合历史上楚国在屈原时代发生的战争，推测为纪念卫国战死的人。古代的文献推理往往越推理越清楚，也就越远了。
《昭明文选》卷二十八鲍照《出自蓟北门行》“身死为国殇”，李善注：“国殇，为国战亡也。《楚辞》祠国殇曰”李善战亡之说也是出自唐代道德观念的判断，不足为训，但称《国殇》为“祠国殇”是说明唐代流传的《楚辞》版本依然是《祠国殇》。祠并非一般战死士兵所能拥有的待遇，士以下无庙，这是礼乐的规定。韶乐亦主要是庙堂礼乐，当然不会用在纪念阵亡士兵的场合。按
《小尔雅》卷五说：“无主之鬼谓之殇。《说文》云：‘殇，不成人也。年十六至十九死为长殇，十五至十二死为中殇，十一至八岁死为下殇。’《仪礼·丧服传》同《释名》，则统言之云未二十而死曰殇。殇，伤也，哀伤也……《礼记》云：‘宗子为殇，而死庶子不为后也。’”殇无疑有哀伤的意思。因此，楚国人仿照夏代人增加二女为祭祀对象的做法，加入客死他乡的楚怀王似无不妥。那么，按照习惯，祠这种祭祀方式是在春天，春祭曰祠。根据诗歌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祠怀王的方式是招魂复魄行为，是先秦常见的祭祀方式。
《礼记》有士丧礼，记载士丧问题，《礼记》卷十一有丧服，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传》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缛。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缛。故殇之绖不樛垂，盖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无服之殇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殇，殇而无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死则哭之；未名则不哭也。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適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適之子长殇、中殇，大夫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
按经丧也就是殇，指的是十九岁以下死亡者，十六以上即为长殇，显然和军人的年龄不相匹配。换言之，殇指的是未成年人死亡，带有不幸的意思。因此祭祀不幸死亡的人也会用殇来表示。《穆天子传》卷六说：
天子乃殡盛姬于谷丘之庙。壬寅，天子命哭，启为主〔为之丧主……天子宾之命终丧礼，于是殇祀而哭，内史执策……敷筵席设几，盛馈具，肺盐羹，胾脯、枣、醢、鱼腊、糗、韭，百物，乃陈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器，曾祝祭食……祭，祝报祭觞大师，乃哭即位，毕哭，内史策而哭……乐人陈琴瑟、竽、龠。
这是周穆王殇祀年轻的盛姬所举行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所陈设的实物和楚辞《招魂》中的结构形式非常类似。因此，《招魂》所招的无疑是楚怀王的魂。这里用的乐器和《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也完全符合。尽管这不是绝对的证据，但至少可以看到祭祀的礼乐规格之高，也符合传统的殇祀方式。《礼魂》也是大礼，和《招魂》当为一事的不同表现。
《周礼·春官宗伯下》云：“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薺，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所谓九德之歌，就是《九歌》，是用来礼人鬼的大礼。那么可想而知，《九歌》在当时祭祀的对象是可以作为国殇的人，当然是不幸去世的楚怀王了。就屈原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民间祭祀他应该没有什么兴趣，更不会为之出手。《周礼》宗庙礼乐核之《楚辞》屈原《离骚》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又《楚辞·九叹·忧苦》云：“恶虞氏之《箫韶》兮，好遗风之《激楚》。”由此推之，与东皇和主神相配的祭祀对象，只有被骗死于秦难不幸的楚怀王了。王逸在《楚辞章句》认为“国殇谓死于国事者”，也是对楚怀王而言。又检《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一》说：
太史公作《封禅书》，所序者秦汉间不经之祠，而必以舜类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郊祀志》，盖汉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为有六，以祀六帝为郊。自迁、固以来，议论相袭而然矣。康成注二《礼》，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其所谓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释禘、郊、祖、宗以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於取谶纬之书解经，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汉人崇之，六天之说，迁、固志之，则其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尝著《汉不郊祀论》，见所叙西汉事之後。
《国殇》祠（招魂复魄）楚怀王在诗歌中有明确的印证。关于四马，四马就是驷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按照西周的礼制，诸侯小国的地位和大国的卿大夫等同，那么祠楚怀王用驷马符合当时的规定。关于用矢招魂复魄。《礼记正义》引《左传》“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不听，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是也。注“时师虽胜，死伤亦甚”者，则传云“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是也。郑云此者，解“复之以矢”之意，以其死伤者多，无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时邾人志在胜敌，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复反。然招魂唯据死者，而郑兼云“伤”者，以其虽胜，故连言“死伤”以狭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断绝不生者，应无复法。若身首不殊，因伤致死，复有可生之理者，则用矢招魂。关于招魂复魄不具姓名，只言国殇。关于旌旗、车错毂、左骖等。《礼记正义》卷四十《杂记上》说：
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复魄，并明饰馆贵贱之等。此一经下至“庙门外”，论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诸侯行而死於馆”者，谓五等诸侯朝觐天子，及自相朝会之属而死者，谓诸侯於时，或在主国，死於馆者，谓主国有司所授馆舍也。“则其复如於其国”者，其复，谓招魂复魄也。虽在他国所授之舍，若复魄之礼，则与在己本国同，故云“如於其国”也。“如於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者，如，若也。道，路也。谓若诸侯在道路死，则复魄与本国异也。“乘车”，其所自乘之车也。其复魄，则俱升其所乘车左边毂上而复魄也。此车以南面为正，则左在东也。升车左毂，象在家升屋东荣也。其五等之复，人数各如其命数。今毂上狭，则不知以几人。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绥复”者，绥，旌旗绥也。若在国中招魂，则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则招用旌旗之绥，是在路则异於在国，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见识之而还也。若王丧於国，而复於四郊，亦建绥而复。《周礼·夏采》云“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是也。注“馆主”至“生也”。正义曰：“馆，主国所致舍”者，按《曾子问》云“公馆与公之所为曰公馆”，是主国馆宾之舍也。云“与使有之”者，谓主国与宾此舍，使宾专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复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赐之衣，即下文“复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庐宿也”者，按《遗人》云“凡野都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庐宿也”。云“升车左毂，象升屋东荣”者，车辕向南，左毂在东，故象东荣。不於庐宿之舍复者，庐宿供待众宾，非死者所专有，故复於乘车左毂。云“绥当为緌，读如蕤宾之蕤”者，但经中绥字丝旁著妥，其音虽，训为安。此复之所用者，是緌也。緌，丝旁著委，故云“緌当为绥”。读此緌字为蕤宾之蕤者，音与蕤宾字声同也。以经作绥，故云“字之误也”。“绥，谓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车建绥，复于四郊。”乘车，王路，当建大常。今乃建绥，无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饰，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异於生也”者，诸侯建交龙之旂，今以其绥复，是去其旒，异於生也。
先秦时代，人们认为，精气为魂，身形为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形，而臣子罔极之至，犹望应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曰复。如君王死得不光彩，不适合名言，则言国殇。《国殇》之后是《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已明确说明这是礼魂作品。按照《诗经》和《楚辞》的习惯，一般先写主题表现，然后是作者的评价，所以《国殇》是祠怀王的场面，即招魂复魄，《礼魂》是屈原的议论，和《招魂》一起构成纪念楚怀王的组诗。
文章原载于《云梦学刊》2020年第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研究成果。
【楚辞研究中心公众号第八十一期】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