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治不了国，也医不了病
是邹衍首次将阴阳五行糅合上升至政治学高度，邹衍认同儒家提倡的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和王道，目睹君王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的邹衍，他希望用这套东西来节制君王的私心私意”史学界对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邹衍没有办法用常规手段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的故技。
“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是邹衍。
孔、孟不谈阴阳五行，是邹衍首次将阴阳五行糅合上升至政治学高度。
但，邹衍自己是不相信这套学说的。他只是拿着“阴阳五行”作幌子，来忽悠君王，变相推销自己“仁义节俭”的政治理念。
这一点，《史记》当中讲得很清楚。
《孟子荀卿列传》里说：邹衍认同儒家提倡的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和王道，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所以，目睹君王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的邹衍，改变了推销方式，造出一套“怪迂之变”，也就是阴阳五行。
按邹衍的说法，每个政权的建立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德对应，会得到该德的支持。等到该德衰弱，就会被“相生”的另一德取代，政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土生木，木生火，黄帝的政权属于土德；大禹的政权则是木德。
《史记》里还说，邹衍将这套东西拼凑出了“十余万言”，体量很唬人。他希望用这套东西来节制君王的私心私意。君王们最开始很喜欢邹衍，觉得他超级厉害，居然懂得推演天运；不久发现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节制王权，就没兴趣了。
基于上述史料，史学界对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多倾向于对邹的动机抱以“理解之同情”，对该思想本身则予以否定。李山说，邹衍搞这一套，“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徐复观也说，“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
邹衍没有办法用常规手段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阴阳五行”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也体察到了他的这种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邹衍与孟子、荀子归为一类。
但，邹衍也没有成功，且将事情弄得更糟了。
秦统一六国后，为论证自身统治的“历史必然性”，直接将“阴阳五行”拿来做了宣传工具。秦政权宣布：按照“阴阳五行五德”的轮转，周是火德，秦是水德，理该取代周的天下。为了强化宣传效果，黄河也被改了名字，叫做“德水”。
汉武帝时代，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的故技，同样也把事情弄得更糟。
董先是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将之推上宇宙终极真理的高度。然后再鼓吹“天人合一”，说什么每个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对应天每一年有三百六十六疑案；人有五脏，对应着天有五行。由此“论证”出一个结论：“人身即是一小天地”。由这些结论，董进一步“推论”称：人道运作必然与天道运作遵循完全相同的规律。天道有阴阳，人道有刑德。天道阳气繁盛阴气肃杀，所以人君治国应该采用儒家之“德”而非法家之“刑”。天道按水火金木土五行运作，相生相克，所以人君治国的一举一动皆在天意的注视之下，若有不合天道之处，上天便会降下相应的五行灾异作为警告。
董仲舒存有一种幻想。他玩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套把戏，是希望以提升皇权的合法性为饵，来诱使皇权接受天意的制约。天意的解释权，则握于阴阳化的儒生之手。
幻想没有成真。汉武帝很开心地拿走了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同时还很轻松便夺走了天意的解释权。试图掌控天意解释权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牢狱再被赦出之后，便“不敢复言灾异”。再后来，汉武帝持续搞了数十年暴政，弄到“天下户口减半”“人相食”的地步。所谓天意，丝毫约束不了他恣意妄为的“雄才大略”。
再后来，汉武帝死掉了。阴阳化的儒生们再次拿出五行理论检讨历史，说汉帝国的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按照“五行生克”，汉朝的火德天命已终，为免遭天谴，刘氏应该主动将政权禅让给土德。被吓了个半信半疑的是汉哀帝，但他不会交出政权，他的处理办法是更改国号，宣布自己不再属于火德支持下的“汉皇帝”，而是承受了土德天命的“陈圣刘太平皇帝”
再后来，王莽代汉也用上了“阴阳五行”，说自己的天命乃是土德，新莽政权取代汉政权具有历史必然性。再后来，光武帝充分吸取了“王莽篡汉”的历史教训，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说，阉割为以儒家经典来算命卜卦的谶纬之学，且颁布官定谶纬，发生任何灾异都只能去官方颁布的谶纬辞典里找答案，严打任何私造谶纬者。结果便是东汉知识分子集体沦陷在了怪力乱神之学当中，思想上对皇权的批判性锐减。
这套为了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在被皇权各种玩弄的同时，也进入到了医学系统。
最早将阴阳五行理论照搬过去的传统医学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许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史记》外传之后。黄帝二字不过是托古罢了。这种托古是当时的一种潮流，《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有十三家十九种挂靠在黄帝名下。
这种照搬，是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的一场灾难。
邹衍与董仲舒，既不是什么科学家，更不是什么医学家。董为了证成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开脑洞，用“阴阳五行”大讲特讲天人合一，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稍具逻辑的现代人，皆可知这些论述纯属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不但逻辑不对，事实也不对，比如董提到的人体关节数目，就完全是错的，将之替换成任何人体其他器官，也无法合榫——某些不死心的当代国学家，试图将关节替换成骨头，结果仍凑不足366块。
《黄帝内经》大量照抄董仲舒的政治理论，结果便是如章启群所言，《黄帝内经》成了董仲舒思想的“细化和深化”。
正因为医学理论抄袭自政治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也就是那些震古烁今的大政治家，这也是他们（也许作者不止一位）要把这本书挂靠在黄帝名下的主因。书中不厌其烦地称赞“圣人之治病”，说他们如何如何懂得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说什么被春天的东风吹伤了，一定是“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了，一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了，一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了，一定是“病在肾”……稍有逻辑常识与医学常识的现代人，皆可看出这些话纯属胡扯。
作为政治产物而非科学产物的阴阳五行，既治不了国，也医不了病。遗憾的是，笔者的孩子刚刚进入小学呆了两年，便已经“学”起了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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