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命理学发展史详述

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根源，四柱命理学的核心原理当然是来自于易学，所以当我们想要搞清楚命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弄清楚命理学模型的构建过程。命理学的模型构建会伴随着天象和易数，得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节点划分。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命理学的起源，就必须得掌握易象和易数。

命理学大概的发展阶段

四柱命理学的萌芽诞生于于汉初，那时候的天文观测已经很精确，历法的制定也相对完善，这是命理学诞生的先天条件，此时的易数已经掌握了补差的原理，由此产生了大运。在命理学之前，多是占卜术的流行和发展，比如易经，六壬，太乙等，这个时候易数的处理还不够精细。在这些我们熟知占卜术之前，还有烧龟壳看裂痕的方式，有周易的爻辞，在这些之前应该还有很多预测的方式，其后择日盛行，各种各样的神煞伴随着出现，此处不论。

命理学成长于唐时期，这个时候有李虚中创建了命理的雏形，采用年月日三柱配合纳音论病，舍弃时柱，因为时柱的准确性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

命理学的鼎盛时期为宋代，出现了一大批的命理著作和文化精英，这个时期主要以子平术为代表，同时这个时期还诞生了其它很多的术数，比如紫微斗数，邵子的梅花易等。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的入侵和连年的战争，命理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也基本上将命理中的易数原理给丢了，而其后认识命理多从“易理”角度入手，易象的天象探源其实从秦之后就已经方法失传了，主要是二十八宿宿度的计算以及十二星次和天区宿度的对应规则，因为岁差的产生，宿度是时时变化的，所以可见的一些占星的数据还是元代的数据。

到了明清，由于命理中的“象数”原理已经失传，所以命理学不断地往各种“道理”途径延伸，由于缺失了“象数”的“易理”能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学问，所以明清时期的命理学门派就不断的增加了起来。不过虽然在“易数”体系的发展不大，对于命理学模型体系的鼎峰在宋代，但是明清在论命方法上是一直在完善和进步的。

到了民国时期，仍然是在“论命方法”上进行延伸，也就是“理法”上拓展，而且出现了各种方法好坏的争执，大有一派全盘否定另一派的趋势，算是命理学“理法”派的百家争鸣时期。不过由于战事，对这个时期的命理学发展影响很大，一来是因为命理学结构模型已经在宋代建立完毕，少有掌握“象数”的人从模型原理入手；二是因为明清后论命方法已经逐渐完善，民国之后只能从“易理”上进行发展了，偏偏思维又在已有的众多方法上出现了固化，于是只能在“谁的方法更准”、“谁讲的道理更好”中进行争执。建国后，由于命理学被划入“迷信”的范畴，所以这个时期是命理学发展的最低峰。

随着中国的富强，百姓生活安定了，命理学又慢慢重新开始继承和发展，但这个时候的命理学流派已经是百花齐放的状态了，论命的方法出现了很多种，比如继承传统格局派的子平术，古老的纳音派，实战经验丰富的盲派，还有调候派，还有近代兴起的各种新派论命……

命理学的大概发展阶段就是上述所论，其发展也经过了鼎峰和低谷，到了现代命理学的认识出现了很多种分歧，但是大多是在论命方法上，命理学的底层结构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探源去弄懂命理学模型的原理，所以可以说，不论出现了多少种方法，也仅仅是在命理学模型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论命方法而已，本质上也都是谁的方法算的更准的争论。但是对于命理模型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比如对于四柱八字来说，只要不试图标新立异的去舍弃大运，舍弃四柱，舍弃十神等，其它的一些改变其实对于四柱八字的结构无伤大雅，因为它的底层模型没有变化。

那么对于现代来说，命理学各种门派的出现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认为是好事，尽管门派和方法之争让人头痛，而且命理学将人的“自负”和“自大”缺陷暴露放大，所以可见个个都牛逼轰轰，谁也不服谁，谁都可以全盘否定谁，但是对于命理来说，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由“命理学准确率到底靠什么”所决定的，看过我之前的文章的人就会清楚，对于占卜术，命理术来说，无论它们采用哪种方法，最后要具体到“应期”的推算，都会脱离了基础知识的束缚，所以最后要想要命理学大成，必须在掌握了众多方法之后又脱离其框架的束缚，做到真正随心所欲，游刃有余才行。

现代人在命理学上花的心思，一点也不比其它朝代少，正是因为不断地实践古人留下来的方法，发现在推算“应期”时，没有古人所描述的那么准确，才会想尽办法去创新，去发展新的理论，不论他的理论是否完善，实践是否准确，但是他的思路是没错的，只是要注意最后别又“陷进”了自己的方法中不能自拔就行，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真正的能明白“易学”的原理，明白“象数”的算法才行，要做到这一步非常难。所以我们看到新派中经常流传这么一句话，叫做：新手三年，自觉天下无敌；再过三年，觉得啥也不会。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原因，终究是最后跳出一个坑，又陷进了另一个坑，还有点要注意的是，大成必须建立在都掌握的基础之上，跳出框架也需要在真正掌握了框架的基础之上。

所以对于命理学的发展，可谓是阴差阳错的往真正的正确的路上发展了。要明白这句话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才会懂，随着本系列教程的深入，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

命理学在每个朝代具体的发展

之所以说命理学的萌芽在汉初，是因为汉之前的史料多不可考，因为秦代时曾经有“焚书坑儒”，大量的书籍数据被烧，不过在春秋时，其实易学就一直在发展，所以如果真正计较命理学的萌芽在何时，其实是要早于汉代的，因为当古人还在用龟壳预测时，肯定会想办法发明新的论命体系来完善预测结果，但是四柱八字的产生必定是在汉时期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的天文历法已经测得回归年的数字出现了较为精准的小数，打破了周天四分的的情况，所以根据这个结论就能够推测四柱八字的产生时期，就是在汉初左右。

汉代

汉杨雄写了《太玄经》，《太玄经》是一本很厉害的书，是得在通晓“易数”算法的前提下才能写出来的书，假如不懂“易数”是写不出来的。《太玄经》与《周易》不同，《周易》是一圭卜分六爻，它是一家分九爻，称为九赞，其推算方法还是爻辞结构都与《周易》相似，但是它的“易数”算法则不同。到了宋朝，司马光又模仿《太玄经》写了本书叫《潜虚》，所以在上文中，为什么我说“易数”的算法是在元代开始丢失了，汉时期和宋时期，都是懂易学中“易数”算法的，懂“易数”的算法才能真正搞清楚命理学各种概念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它真正的作用。而如果不懂的话，就会每个人都是自己所能理解的“道理”上去附会，一万个人就可能出现一万种答案。所以“易理”的认识不建立在“易数”的了解之上，就会偏出天际，就会出现“瞎子辩日”，个个认为自己的对，而且争论不休。当然在汉时期，除了命理学的萌芽在诞生，还是有很多其他占卜术的，六壬择日这个时候应该早已经存在了，星命术这个时候也有，其它的依据《易经》而来的占卜术也有很多，同时，汉代的儒学风也是非常兴盛，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有“独尊儒术”的时期，有董仲舒这位大儒产生，儒学的发展其实在接下来的朝代中，使得易学都侧重往“易理”和“物象”的方向发展了，加上又丢了“易数”，就越来越偏了。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三国时期，王弼忍不住了，于是开始了“王弼扫象”。

三国

三国时期的“独尊儒术”使得“易理”无限延伸，大行其道，而出现“沉浸象数，忘却意旨”的情况，形成了很多新的思想流派，这个时期根据“易理”不断延伸出新的“物象”，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古象失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文人们大都由“儒学”将《易经》等书籍往为人处世的“易理”上发展了，忽略了“天象”，与“象数”的联系，天象和地象不完整，那么整个“易象”就不完整。汉末社会，儒学的成熟和沉淀、民间道教符箓法术的兴盛、新的佛教思想从西域进入中土，使得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剧烈的重组和分化，也使得《易经》占卜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而其哲学价值则进一步凸显出来。

这时候王弼看到各种各样的“乱象”将“易学”引导到了“哲学”的路子，于是干脆提出“扫象”，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他在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氛围里，开创了玄学派易学，不用象数，以老子的观点注解《易经》，别开生面，另立旗鼓，史称“王弼扫象”。他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他认为“意”才是最终目标，象与言只是所凭借的过程。象必须随用随忘，随取随遣，常保无执无累的心，抛除“言”、“象”的粘滞与牵绊，才能达到意的领悟，这便是所谓的“忘”。王弼没想到的是，这也是“易理”，其实终究还是“理”上转圈子。

唐代

到了晚唐时期，出现了一位命理大家：李虚中，他集先人之所长，创立了《八字命理》，开创了以人的出生时间结合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因子从而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推算命运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四柱命理学的基础，使得中国命理学从五星命术到四柱命理的大转型，所以，后来的人们都尊称虚中先生为四柱命理学的开山鼻祖。

史料记载其以年命为主，以“年月日”三柱配合纳音论命，也有说是采用“年月日时”四柱，不过，我认为，那时候的报时系统会出现人的时柱不准确的情况，所以采用三柱是可以理解的，别说古代的“打更报时”了，就是在当代，各种计时体系，真太阳时，平太阳时，夏令时等等也令今人感到头痛。纳音的模型是自称体系，自动弥补了四柱模型的周天差，所以以“年柱、月柱、日柱”来配合纳音论命，光从模型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李虚中命书》是现存最早的的一本较为完整的命理学著作，命理学史上称之为李虚中模式。具体方法以年柱为切入点，六十花甲纳音喻象为推理工具。

李虚中模式含五柱，其次序是：年柱、胎元、月柱、日柱、时柱，提出以年为主含有三元，以年干为天元、年支为地元、年干支纳音为人元，三元作用其他四柱的推理模式，其中把胎元排在月柱之前，首次提出“胎元”的重要性，勾勒出了命理学一个基本框架。

推理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兰台妙选》的方法，是通过特殊的纳音组合来进行推理，通过取象的管道，构成一幅幅聚象的画面，来讨论和评价它们的组合关系，同时也涉及了一些神煞内容。

另一种是《玉照定真经》的方法，是运用五行纳音的生克关系来进行的。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中和原则”。这也是后来论命的主要原则之一。

以李虚中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命理研究者，以四柱作为研究对象，以年柱作为切入点，尝试建立分析程序，以纳音五行的“喻象”剖析四柱之间的关系，这是命理学形成历程中出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到后来随着《渊海子平》体系的形成戛然而止了。如果说李虚中是奠定了命理学的基础，那么其后的宋代就是完善了四柱命理的结构了。

宋代

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命理学在宋代算是达到了巅峰。宋代也是精英辈出的年代，比如说陈传、徐子平、司马光、京图、邵雍，就是这些人奠定了今天命理学的格局，我们所熟知的《紫薇斗数》是由陈传创立的，《八字命理》是由徐子平完善定型，司马光写了《潜虚》，《滴天髄》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京图完成的，邵雍更是易学大家，著有《邵子术》、《皇极经世》和《梅花易》。

徐子平吸收了前人的论命经验以及完善了论命结构，根据天理人伦，将李虚中时以年命为主的理论，转换成了以日为主，把日干称作“命主”，作为整个八字结构的核心。并且由此细分十神和六亲关系，将“干禄支命纳言身”的推算模式，转换成了以四柱配合大运，以十神六亲，以日和以生时月为主的论命方法，以日干确定六亲关系和十神，以月令详辩人生气候，并以此定人生格局。

提出了六个主要理论和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日主的强弱问题

把八字命局中的五行元素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与日元同类的五行或生助的五行；一类是克日元的、日元克的、泄日元的的五行；比较双方的力量，可以得到一个日元强弱状态大致的评价。按照五行四时用事和其他干支的生克关系判断其日元的强弱并加以扶抑，以保持命局五行相对平衡，也就是中和。

日元除了自身的强弱还有一个是环境要素对自身的适宜问题，也就是命局在环境气候的寒暖、燥湿方面希望达到某种平衡的需求。称之为调候用神，构成了论命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个要点是提出“十神”概念

就是在喻象关系层面分析的基础上，把五行生克的五种关系区分了阴阳，就变成了十种关系，十神就是这十种关系的代名词，即生我者“印、枭”，我生者“食神、伤官”，克我者“正官、偏官”，我克者“正财、偏财”，同我者“比肩、劫财”。对十神的特性、功能做了详细的论述。由此而确定了命理学有干支喻象和十神符号两种不同层面的分析手段，从各个方面探索如何对个人的命运作出系统的描写。

第三个要点是提出大运的概念及推导规则

提出了命是根本，运是环境；命是内因，运是条件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先天命局与后天行运相互作用的结果。命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命的分析是静态分析，运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从大运和流年两个层级再做动态分析。由此确立了大运的推导规则，即：阳男阴女顺行，阴男阳女逆行及起运时间的推算。同时也提出大运重地支，流年重天干的观点。确定了年上起月法，日上起时法，大运、小运推算法，做了总结性的诗赋。

第四个要点是开始了对命运具体的描写和论述

开始可以对人的性情、疾病、六亲、财官等等的具体的描写和论述。

有了干支喻象和十神符号两种分析手段后，便从各个方面探索如何对个人命运的描写和推断，简练的刻画了十神符号所能反映的人的形神体态和性格状况。

论疾病是以“取伤重者而断之”的原则，就是日主是否遭到克制它的五行的强烈伤害，以此作为主要依据，来寻找可发疾病的部位和症状。

界定了十神对应六亲的关系。分论六亲的吉凶体现，做了相应的诗赋即断语。

开创性地提出财、官作为了论命的主要课题。对十神符号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喻象。

第五个要点是对干支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命理学定义

这是在《五行大义》的基础上，对于天干地支的生克关系，刑冲合害的法则做了详细的命理学定义，比如干支阴阳属性、干支方位论、地支藏遁、五行墓库说。做了总结性的诗赋。

第六个重点是尝试了对于命局结构的归类，即“格局”。

格局作为一种具有公开意义的特定的结构组合格式，开始正式进入了命理学的研究领域，第一次将格局分为“内、外十八格”，并做了具体的说明。

徐子平开创的八字命理学分析模式，逐渐的成为命理研究的主流。八字命理学的探究基本都是沿这个子平模式的路子在走，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任何成熟的、新的分析模式。《渊海子平》是标志子平模式初步完成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是南宋末年徐升（又名徐大升）汇集当时子平派两部主要著作《渊海》、《渊源》而成。

其后至明中叶，由福建布政司万民英（嘉靖进士）所着之《三命通会》总结和撷取了之前所有命理学著作和推理方法的精华，摒弃了一些繁琐无稽的说法，使八字推命的体系更加完备，是空前绝后的八字命理学的集大成之作。

在本阶段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形成了子平模式分析的框架，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生克法则为理论基础，以日干为中心，对八字结构内部要素进行全面的剖析，接着进一步引进对于结构及流年的干支结构，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分析程序。

剖析手段包含三个主要的系统，即：强弱分析、调候分析、格局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命局要素的组合特征，各要素的所喜所忌，在命局结构内部或结构外部寻找满足各要素需求的“用神”，提出了对于命主的个性特征、健康状况、家庭出身、婚姻、子女、事业、财产以及人生的重大际遇做全方位的描写和预测的方法。

一个比较完整的既有理论又有比较精细推理手段的成熟八字论命体系形成了。

这种思路使得四柱八字有法可依，并且内容变得非常丰富而立体，普通人也能依据步骤来学习和掌握这门命理术了，所以将命理学推向了一个顶峰，使命理学快速的普及，受到更多人的追捧，是命理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同时“大运”模型的建立也伴随着此时的天文观测的进步，以及易数的处理方法。

宋时期可谓是易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命理学结构模型发展的巅峰期。

明代

明清时期的命理学著作很多，如明朝时托名刘基所着《滴天髓阐述》、《滴天髓补注》、《滴天髓征义》系列丛书，万明英的《三命通会》，张神峰的《神峰通考》，武当道士月金山人《星平会海》，余春台整理的《栏江网》等；

这些命理书籍虽然对各种命理流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办法，但主要框架还是在子平术基础之上进行扩展。

《三命通会》收集了各类命理学精华，自此之后，进一步确定了命理学以“日元”为中心的子平模式。但《三命通会》这篇命理学巨著，内容多而不精，博而不能约，与教科书式纲要性著作有较大的差距，摆在命理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要做存菁去芜的清理和总结；

《滴天髓》相传为明代刘基所着，行文大多是精练的诗赋句子，义理隐晦，不易领悟。后有任铁樵作了详细的注释，才开始真正流传开来。《滴天髓》丰富了命理的“象法”，提出了八字结构的“形象论”，即：1、独象；2、偶像（两气成象）；3、从象；4、化象；5、全象。还提出了四柱结构的“清浊”；“真假”；“源流”；“通关”；“寒暖”。《滴天髓》强调旺衰的真机，“识中和之正理”，将命理学的作用关系赋予了更多的人伦哲理，使得在演算四柱时，能获得更多的“灵机”展开点，其后的《神峰通考》也在“象法”和“理法”上进一步延伸。

《神峰通考》把纳音论命、神煞论命、吕才《合婚书》论婚姻、以及包括日贵格、日德格、魁罡格等在内的外格，统统归结于谬说，他认为已有的命理著作，包括《渊海子平》，虽然“理出于正”但是“无确然一定示人之见”，而由此展开算命的人，大多不懂命理精髓。张神峰在辟谬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论命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病药说”。他总结出四柱的结构之病分为四类：雕、枯、旺、弱，并指出四种治病的药：损、益、生、长。不得不说《神峰通考》对于神煞派的批评很正确。

病药说主要强调了八字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在动态中求得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和。动态中求取平衡，确实是命理学的精髓，因为四柱的好坏都不能完全定论，也不能将十神的某一个简单的定为“好”与“坏”，而是需要在各种作用关系的动态中，取一个“平衡点”。

除了病药学说还有动静学说和盖头学说：动静学说是讨论了八字中天干地支的不同性质，天干透于天上属阳主动，地支藏于地下属阴主静；盖头学说是指把天干的四个字比做头，四个地支比做肚腹四肢，说一生富贵贫贱只从头面上见得。《神峰通考》丰富和完善了命理学中的“象法”以及“理法”，对命理学有极大推动作用。

明代算是命理学论命体系发展的一个完善时期。

清代至民国

清代至民国这段时间，命理学主要是继承，拓展，以及在实践准确性上创新的这一步环节，这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沈孝瞻的《子平真诠》，陈素庵的《命理约言》，袁树珊的《命理探源》及《命谱解析》，徐乐吾的《子平粹言》、《命理寻源》、《命理杂格》、《命理一得》、《子平一得》、《命学新义》、《宝鉴例悉录》、《古今名人名鉴》、《子平四言集腋》等，韦千里的《千里命稿》及《八字提要》等等，当时的命理名人还是不少的，号称“南袁（袁树珊）北韦（韦千里）东乐吾（徐乐吾）”，其中，徐乐吾先生因其注述及自撰命理著作广而精博深受时人所推崇甚高，被誉为我国清至民国年间命学理论之代表人物。

在这些书籍中，《命理约言》批评了病药说取用神的偏颇之处，坚定的维护“日主最贵中和”的论命原则。

《子平真诠》则着重于八字结构内部格局环境的研究，指出“八字用神，专求月令”。对于善神“顺用之”不善者“逆用之”。提出了格评价格局高低的两个标准就是“有情、无情”“有力、无力”。同时也提出了不能完全不顾调候的问题。还提出在格局内部分析完成之后，再参合日主的强弱情况，提取全局用神，并有此推断出大运的喜忌来。

《穷通宝鉴》是清光绪年间余春台重新编辑《栏江网》后编纂，据说原本是江湖人士压箱底的秘本，由于在数百年间江湖人士传抄错误甚多，所以由余春台重新整理。这本书在命理学历史上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被誉为中国的“命学四书”之一。其内容对十天干在每个月的旺衰状态所需要的调候用神做详细的论述，是以独立的视角来讨论调候，不依附于日元的强弱问题、命局结构的格局问题等，秉承“取用贵乎提纲”的宗旨，以“调候为急”，强调调候的重要性。在当时术数家都往“理法”上去拓展的时期，能有人从“象法”上去拓展，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刷新了人们的方法认知，这也是盲派行走江湖的原则：不论你们将四柱八字引申出多么多的“道理”，能引起我灵感的“象”就能拿来预测判断。

民国时期的一些命理学家著作颇多，比如：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还有台湾的梁湘润。这时期他们大量校勘和注释了前人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心得，命理学也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也可以看作是命理学论命方法的转型时期。

民国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民国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民国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梁湘润，这四位先生对于命理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将晦涩难懂的古书进行勘验校对，对命理学的推广有着巨大的贡献。

后世虽然有人将旺衰派的发展问题归于他们，抛开旺衰派的作用大小，真正的本质原因是因为“象数”原理的失传，这是早在宋代之后就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在他们，对于旺衰派也没有否定人说的那么不堪，我的原则一向是：能引发个人灵感进行扩展和延伸的就是好方法。强如邵子看个梅花也能写本书，需要用什么按部就班的方法吗？一切本于心起。只要最后旺衰派别深陷其中不能跳出就行，任何的方法只为引发“灵机”。旺衰派利用新人上手，命理新人初期的“灵感”是很强的，而且这阶段框架的束缚不是很强，可乱拳打死老师傅，实证过的自然知晓。

近代

近代命理的流派就很多了，所有流派的产生最初都是本着“怎么能更准确”而产生。由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命理学发展处于停滞，倒是先在台湾和香港发展，直到80年代《易经》热的后期，才重新在中国复苏了起来，而后中国的命理学也在迅猛发展，但基本都是在“论命方法”上。因为此时的命理学，无论是模型体系上（宋代巅峰），还是论命方法上（明清巅峰），都已经完备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再争议的地方，唯一需要争议的就是：命理学的准确性到底靠什么？可惜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书中，不在命理学的模型结构中，于是由这个问题带来的是各种新派的诞生。

新派的崛起，最初都是打着“能更准”的旗号，之所以能受追捧，也是在众人实践过后，对准确率产生怀疑的基础之上而出现。新派作出的改动，在结合了大环境（物质科技）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追求“可量化”，于是他们开始将原始五行力量的强弱进行标记。将八字的五行经过一系列的推算，求得实数，并依此实数，作为命造其体强弱判断和提取用神的依据。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命理学家陈品宏提出“实律数”说，尝试对八字结构作出全面的数量描写。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命理学界太多的重视。80年代初，何建忠在《八字心理推命学》中提出了相对较为简单的计算推演方法。

无论是陈品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日干强弱计算和阴阳气含计算，还是吴怀云的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都表现了现代学者希求命理学向现代化和科学化靠拢的真诚愿望和努力尝试，这些方法对于判断一个八字命造的日主强弱、阴阳平衡、以及由此寻找用神，都有一定的价值，至于准确率能够如何，就已经不再是学术所能衡量的了。

一直到90年代初邵伟华出版了《四柱预测学》，此后还有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李洪成《具体断四枝讲义》、李涵辰《八字预测真踪》、曲炜《四柱详真》等。其中自李涵辰先生起，部分命师不再使用地支藏干，不用大运，甚至只用单柱论命了，这也是部分新派的发展历程。不用地支藏干其实已经动摇了四柱八字的结构了，因为四柱的结构已经完备，改动了它的结构，至少从易学“与天地准”的基础上，你必须从其它地方完善这个漏洞才行。而在“准确率”上，影响又不是根本，因为模型的完备只是为了“象”“理”的延伸和拓展，假如预测的人能从其它地方获得更多的“象”，他也能准确。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各种创新你如果从本质上来看，无伤大雅；你如果从模型原理上来看，谬误千里。应了那句话，叫做：知其要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也许，这就是易学的魅力所在吧。

所以说，命理学兜兜转转，发展了几千年，终究还是要回归到它的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