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学派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向秀、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重玄学的宗旨与玄学本是接近的，过去人们都知道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崇道教，兼行儒佛，呈三教合一之局。而在这种局面的背后，却有一种三玄的框架在支撑着，当时官学中的《周易》用王弼注，《庄子》用郭象注，《老子》先后用河上公、成玄英的注疏和唐玄宗的注疏。成玄英和唐玄宗都以倡言"重玄"而著称，宗旨与王弼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唐朝官方的"易老庄"的系统，魏晋三玄之学的翻版。成玄英吸收了佛教"缘起性空"思想，认为形而下层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独立自足地存在，独立个体事物的存在其实是因缘和合而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中认为:"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体皆空也。"万物"缘起而生"，故而个体事物的存在是没有其质的规定性的，所谓禀赋于"独化"的天然之性，其实质是空幻不真的。但这并不表明成玄英否定了"独化"思想。"缘起而生"的个体事物是无常的，其存在现象是假有。成玄英吸收了佛教大乘中观学说，在提出万物"缘起性空"的同时，亦强调对假有的观照，认为不滞溺于空有两边才是中道正观，"言圣人动寂相应，则空有并照"。"夫天地万物，其体不二，达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体将为尘垢。"万物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独化自生"，个体事物的存在其实是"缘起性空"，体知这个道理就能够不再滞溺于物与我的偏见，做到与天地万物的混同。可见，"缘起"和"独化"在成玄英思想中并不矛盾，二者都是在说万物形而下层面存在的本来状态，只不过"独化"是从整体而言，"缘起"则是个体视角。

郭象图式较之成玄英图式只省略了一个环节，即"非非有非无"或"非非本非迹"。郭象认为"非有非无"已有"亦有亦无"的意思，成玄英却认为必须经历"非非有非无"的阶段，才能达成"亦有亦无"的结论。成玄英为何定要增设这样一个环节呢?这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第一，王弼、郭象虽主张"亦有亦无"、"即体即用"，但东晋士人及南朝学者普遍误解王弼、郭象的初衷，极度地崇尚玄虚，荒废具体的事务，故而重玄学者强调对"非有非无"也要"遣之"，引导士人回到"亦有亦无"的思想道路上来。第二，在郭象的正反合的思路当中加设一环，成为"正反离合"。从"正反合"到"正反离合"，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变异较小，前后承继的关联至为明显。郭象的学说已具"重玄"之学的雏形，是唐代重玄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谈到唐代的文化，常可遇到一个难题。人们都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然而我们若是注意一下新旧《唐书》和《唐会要》关于唐代官方学术的记载，却不免困惑，因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将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当然，《老子》被尊崇是由于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庄子》的作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道教的三洞真经又与先秦子书距离很远，唐室为何定要提升这几部子书的地位呢?现辨明唐代重玄学和魏晋玄学大同小异，就可以明白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这就是说，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繁荣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于玄学与重玄学之间，可用三玄之学一词来涵盖。在战国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东汉以后融合于玄学的旗帜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规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国文化进到历史上的繁荣的顶点。对这辉煌的思想史，我们是不能不予高度的评价，也不能不继续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