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巨慧本报通讯员李颖慧实习生冯心如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咸丰帝临终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委任“顾命八大臣”总摄朝政,辅弼年幼的君主。
在这八位咸丰皇帝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近臣中,曾为帝师的胶州人匡源位列第六,居汉人之首。辛酉政变后,匡源被慈禧革职罢官,迁居济南,被聘为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山长,育弟子三千。
神童向青云而立为帝师
5月7日上午,初夏的胶州弥漫着春的余味。郭家庄小区南门西侧的“匡源故居旧址”浮雕纪念墙前,几位坐着马扎的老人聊着闲嗑。见记者久久驻足,热络地介绍起这位清朝时的大人物:
“匡源的老家就在我们这儿,以前都叫这里翰林院,因为匡源是翰林院庶吉士嘛!”
“匡源可厉害了,是个神童!13岁就中了秀才,可了不得!”
79岁的退休教师宋普老先生,祖母是匡源的孙女。他对匡源颇有研究,刚刚写完30集电视连续剧《匡源传奇》剧本,有25万字,将记忆中祖母、舅爷所讲的匡源轶事,一一摊开。
宋普介绍,匡源字本如,号鹤泉,嘉庆二十年(1815年)生。因父亲匡义尚早逝,没有子嗣,从堂叔匡锡桂家过继而来,跟随寡母孙氏生活,艰难度日。自小就能诗善文的他,13岁时就去考秀才,并顺利通过了县试、府试,进入了最后的院试。
相传,主考官阅卷至匡源,见其构思有法,文辞清丽畅达,暗暗称奇。呼名视之,发现匡源竟是一名童子,更是惊讶异常,但他怀疑这一个毛孩子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会不会有人“捉刀代笔”?决定面试后再作定夺。
面试当天,霜重晨清,鸣鸦过庭,考官即让匡源以《乌鸦》为题,命其当庭作诗。匡源面无惧色,略加思索后,作《乌鸦》诗一首:“月满疏林霜满天,城头咋咋一声寒。只因反哺先知孝,叫得人人仰面看。”起承转合,皆合文式,反哺知孝,切题合时。小小年纪竟能作出这样的诗,令主考官点头激赏,疑虑尽释。匡源一时声名大振,被传为神童。
匡源的伯父匡锡嘏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时任泰安府府学教谕,相当于如今的地区教委要员。他对自己的这位幼侄颇为赏识,将其从老家领至泰安学署就学。得此机缘,匡源读书更加勤奋,志向更加高远,常在学读扉页上题“世人皆白眼,吾独向青云”的诗句以自勉。
一次,匡锡嘏的好友李某来访,见匡源应对从容,举止合礼,文辞非凡,连连称赞“此儿骨格清奇,将来必成大器”。果然,道光十八年(1838年)匡源进入国子监深造,次年参加乡试,一举折桂,夺得举人第三名的好成绩。好事成双,第二年巧遇恩科,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当时匡源年仅25岁,在同榜中最为年轻。同年五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踏实的功底和儒雅的风度,深受朝中大臣杜受田的器重,不久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1843年至1844年,匡源先后出任江西、山西的乡试主考官,主考举人。未满30岁的他,虑事周全,处分适度,进退得宜,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深得好评。1847年再获重用,钦命匡源任会试同考官,主持科举进士考试。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皇子奕詝入学。在杜受田的举荐下,匡源被道光帝派与奕詝讲经,此时匡源仅年33岁。
给皇子授课,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如若这位皇子将来有幸即位,则会一步登天成为帝师。作为一个汉人,匡源诚惶诚恐,竭尽忠诚。
不幸的是,第二年,匡源的嗣母辞世,生父又相继归天。按封建道统,人生以孝为本,奔丧是人伦大事,何况如此大丧。匡源放弃美职,丁忧归里。
临危急受命清勤立朝廷
1851年,道光帝辞世,皇子奕詝登基,即后来的咸丰皇帝。奕詝不忘旧情,第二年,匡源丁忧期满,即降诏命其回上书房任职。1853年,任会试同考官,次年,升任兵部侍郎。
此时的匡源堪称临危受命。太平军向西、向北发展迅猛,八旗兵腐败,不堪战阵,境外列强环伺,强权侵扰,关报不绝,威胁清朝统治。匡源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成为朝廷重臣。
1855年,匡源改任吏部左侍郎,并代理礼部尚书。1857年,升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第二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短短六年,就由皇子师一跃进入中央权力中枢,连跳数级。
“对于晚清积贫积弱的国势,匡源十分痛心,写过很多针砭时弊的奏议,如理财、任官、治军、戒奢等,大胆提出打破种族界限,改革吏治,起用汉人、加强军备的建议,对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将领的任用也多有褒美之辞。”宋普感慨,他家曾存有数千页的匡源《奏议存稿》和《鹤泉宫廷日记》,“这些不仅是研究匡源历史的很好佐证,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资料。可惜‘文革’时付之一炬。”
宋普说,匡源为官敬业清廉,严格自律。晚清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徇私枉法,民怨沸腾,烟毒泛滥,朝野奢靡。匡源痛恨腐败,立身清勤。他不治家产,不吸鸦片,不拉小圈子,立朝无所攀附,更不徇私枉法。通常朝臣总要为自己的家族谋一点利益,枢臣大员更不例外。他们大都将亲属、族人、同乡、知交拉入朝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可匡源为官20年,匡氏家族无一人入铨,胶州同乡也没有一个人借他的关系入朝为官。按清朝律例,枢臣要员可请封妻荫子,匡源也不贪占。咸丰皇帝亲书“三复白圭”匾额钦赐匡源,以示嘉勉。
传说,匡源长子匡寿林曾被封为三品荫生,儿媳移步拜见公公,语及宦海险恶,丈夫为官难保清廉,一旦涉嫌,灾祸难免,不如免赴。匡源自己也正有此虑,于是,匡寿林临场弃官归第,飞章请辞。天上掉下的馅饼也不吃,虽有惧祸免灾的因素,但其清廉守正之心也可见一斑。
守正不阿的匡源关键时刻也敢于拼死谏争。身为汉人,立身朝廷,本身就矮人一截,所以他立朝议事大多是参议而不争辩。一旦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却不仅敢于支持正确意见,而且敢摸“老虎屁股”。据史料记载,他曾在朝廷上对当时的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结党营私、误国害公进行弹劾。肃顺是满人,主持军机,权倾朝野,飞扬跋扈,匡源此举称得上“在太岁头上动土”。此奏议虽被留中,但他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递上这篇呈文,则需要有一点“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气概。
“顾命”护幼帝政变罢官去
1860年,风云突变,英法联军公然侵犯北京。
大军压境,朝臣大多主逃,匡源力排众议,主张“固守安民,以待勤王”,皇帝依随众议,否决了他的主张,他仍“泥首力争”,坚持停议论北狩。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听不进逆耳忠言,顾不得安排撤退方案,便仓皇北逃热河。
此时,朝内满汉大臣大都先自逃离,匡源一心于圣上安危,“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史载,“帝顾召左右,枢臣扈从只二三人,军机章京无一至者!”时朝中政务军机皆失常度,行在安危系于一身,匡源独立支撑危局,“军国擘划,章奏批答,皆出其手”,并“亲录档案,彻夜不眠”。
咸丰皇帝更识清了这位老师的胆识、忠心和才能,对他更加信任,遂以“扈从文宗显皇帝北狩赏戴花翎”。军机处于“北狩”后重组,由原六人减为四人,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匡源居军机第二位,可谓国家的肱骨之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咸丰帝下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匡源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
咸丰帝去世,6岁的载淳继位,即同治帝。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想借皇帝年幼之机,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便指示亲信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结果被顾命大臣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驳回。她意识到帝党势力较大,顾命八大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想要除掉这道“铁栅”,遂与恭亲王奕�€勾结,发动政变。
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于幼帝无礼”、“专擅不法”为借口下令逮捕辅政大臣,并首先问斩肃顺,制造了“祺祥之变”,又称“辛酉政变”。
端华为肃顺之兄,他和载垣二人都是王爷,政治影响大,被赐死。匡源在顾命大臣中虽名列偏后,但为先帝倚重,被认为是“帝党”中的骨干。特别是对“两宫垂帘”,匡源公然以“受先帝殊遇”为借口,敢于不随众赞同,也让慈禧动了杀机,认为此人必须处死,仅“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的理由就足够了。紧急关头,匡源力辩:“臣原不赞北狩之议,力谏固守,帝身已起,臣犹伏御榻力争!”并在太监刘忠(时为太监总管,一说为李莲英)的佐证下,洗脱了“北狩”之罪。
慈禧见主凶已除,大局已定。匡源既有此情由,又查不出其他政治、经济问题,索性好人做到底,以“凶焰方张,彼亦难与争衡”为由,特别开恩,下旨罢官,连发配新疆戍边之罪也免了。
泉城传师道弟子达三千
被慈禧革职罢官的匡源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突遭罢官,二十年官场犹如黄粱一梦。他准备变卖家产,离开北京,打算回到胶州老家。但是他做官廉洁,本就不太富裕,被罢官后家中还遭受抢劫,走到济南时,路费已经用尽。
此时,匡源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往日那种“自汲山泉烹凤饼,坐临溪涧待幽人”的心境,变成了“陟方不返苍梧狩,但余竹上之泪斑斑痕”!
幸而,时任山东巡抚闫敬铭为匡源门生,听说老师来到他的辖区,立即郊迎盛请。诚聘他为泺源书院的山长。这位曾经任过朝廷高官的大儒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李伟教授,曾编著《山东书院史话》一书。他介绍,泺源书院是山东最大的书院,原名“白雪书院”,在趵突泉东面的白雪楼。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亲自下谕,令封疆大臣于各省设立书院,并肯定书院教育是一个兴育人才的好办法。为响应雍正帝的号召,山东将白雪书院改为省会书院,因原址地方狭小,不能容纳较多士子读书,将其迁移至城内明代都指挥司旧址,更名为“泺源书院”。建院之初,雍正帝还特赐白银千两,后来历任巡抚动员各府人员为书院捐俸达15000多两,此款的利息成为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山东巡抚托浑布重修后,泺源书院有大门3间,文昌阁一处,讲堂2处8间,斋舍164间,门屋20间,厨房2间。凡斋舍均红砖铺地白垩抹墙,自讲堂外达甬道,皆以石铺路,相当规整。
李伟告诉记者,作为山东最大的书院,泺源书院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书院不同,因此在官学化的道路上不如其他书院走得远,仍然保留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学风。著名学者毕沅、桑调元、沈起元、何绍基等都曾担任泺源书院的主讲,这些文人学者的到来,使泺源书院文风十分兴盛,誉满齐鲁。他们均将自己对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融入教学中,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
匡源到来后,迅速延揽了一批高水平的名儒硕师任教,协助他发展书院教育,他本人也亲自传道授业。以丰富的从政阅历,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独到的教学方法和深入浅出的讲述才能,赢得学子的拥戴。他首先按水平高低、闻道先后分别了传道、授业的层次,然后勉励门生求科第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得科第以经世致用、兼善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并要求学子们对经书义理必得“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已体察、居敬持志”。
匡源在泺源书院担任主讲达17年之久,1869年继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在趵突泉东、明历山书院故址创办尚志书院后,匡源又兼任山长。政治上的失意,对他来说,算得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书院讲学期间,其弟子多达三千,科举中第者四百多人,升学率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高的。而且其中闻名于世者不下百人,如光绪丙子年状元曹鸿勋、独榜翰林杨际清、官至尚书的张应麟和黄钰、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和著名的史学家柯劭忞等等。
李伟分析道:“匡源的官场背景,特别是他曾是皇帝的老师,肯定会给他带来许多的慕名者。清代以降,学风已极为浮躁,许多举子为得到功名,都不惜投靠附会。到省城著名书院挂名学习就是其中的一个途径,当然如果再投奔一个名师,将来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匡源为官在明哲保身的同时还善于变通,罢官回乡后,还曾于同治三年(1864年),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慈禧虽未具体授职,为表示安抚还是降旨赏给三品卿衔,匡源也如愿洗脱了罪臣之名,政治上相当机敏。”宋普说。
此外,匡源善诗文,书画方面也极有造诣,堪称全才。“匡源的书法以笔力雄健、刚中见柔而倍受世人称道,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以奏章为多。在济南任教期间,他参与了著名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整理工作,而且还参校汉唐史志,补编《总目》,撰写序文,至1874年完成校补编目工作,由济南皇华书局补刊印行数十部。”
5月8日,记者在趵突泉公园尚志书院遗址尚志堂中找到了匡源的遗像,介绍其生平的文字极为简略。柳暗花明的白雪楼前,饱经风雨摧残的“重修白雪楼记”石碑上,还可辨认出“恩赏三品衔前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胶州匡源书丹”的字迹。石碑上的字迹有些已模糊,但端正遒劲、点画劲挺厚重的线条还是颇显书法功力。
据宋普介绍,匡源一生的著述颇丰,主要有《历代文选》《历代诗选》《珠云仙馆诗钞》《名山卧游录》《唐宋元明绝句选》《奏议存稿》等。
1881年,匡源卒于泺源书院,享年66岁。学生曹鸿勋等人立教思碑于泺源书院,颂扬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