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刘禅，在位长达41年，有着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蜀汉后主刘禅虽然在位41年，却是一位历史存在感较弱的皇帝，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乐不思蜀”的典故和无所作为的印象，同样遗憾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往往会隐没历史本相的棱角。

殊不知不仅当时的史学家陈寿并不否认刘禅曾是卓越的人主，蜀地父老亦深念其遗泽，即使到了八百年后的宋代庆历年间，当地竟因官府拆毁其庙而引起百姓抗争。

笔者多年辨析历史反射在这一政治人物身上的矛盾表象，深感后主刘禅深谙三国纷乱的世事人情，在其政治沉浮中始终蕴藏审时度势的政治艺术。作为封建君王，刘禅确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但其政治才略也应得到历史的理性认知。

一、弱势中的自觉自励

1.毫无准备的刘禅被推上帝位

十六岁的刘禅继承蜀汉皇位，不仅三国鼎立的格局依然无法撼动，就是西南一隅的危弱也难以回天，而这一切对于这位少年来说又是突然发生的。

刘备气势汹汹发动对吴战争却一败涂地，就像孤注一掷后幻灭的赌徒一样，临终托孤既有推心置腹的真诚，更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犹如交代一盘死灰无法复燃的残棋。

一代枭雄如此灰心，可见形势残酷，蜀汉鼎盛时十七万兵力迅速萎缩到三万，刘备君臣“隆中对”战略难以为继。刘禅收到的遗诏，除了叮咛修德、读书、父事诸葛亮，一句都没提到“兴复汉室”，先主的气馁再无可疑。

毫无准备的刘禅于危急存亡之际被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顶端，这位少年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在弱势中适应性地成长。

2.遵循先主奠定的权力格局

十六岁的刘禅既缺少政治历练，亦没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无法自主危局，内忧外患的益州经不起新的动荡，更没有试错的机会，刘禅自觉地接受了先主临终奠定的权力格局。

大创之后的蜀汉仅剩狭小的益州，南部又有夷乱，就形势严峻而言，诸葛亮主政、刘禅父事诸葛亮是较为务实的选择，先主的遗诏得到忠实地执行。

刘禅君临益州，尊信重臣，不干预具体事务，保证了蜀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与曹魏、孙吴屡屡诛屠重臣迥然不同，蜀汉小朝廷内部鲜有倾轧。

刘禅前期较多潜心励志于学。刘禅即位前就研习《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诸子著作，师从尹默学习《左传》，刘备临终又嘱咐他学习《汉书》《礼记》，刘禅成年之际应该亦努力习武，成都附近有刘禅学射的射山古迹。

刘禅的学业应该得到过诸葛亮的亲身教诲，军政繁忙的诸葛亮曾为其抄书，刘禅智量早在即位前就曾获其称许“增修过于所望”，即位后又被公然赞誉“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可见君相之间相知有素的情谊。

刘禅本为先主早死的妾甘夫人所生，并非嫡子却被立为储君，才识素养应该是重要原因。学习申韩帝王智术的刘禅应该不难明白“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的政治玄机。

二、成长中的自主自强

居于弱势的刘禅自觉自励地韬晦成长，在诸葛亮死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自主自强的头角。

建兴十二年（234年），得到诸葛亮死讯的刘禅，果断下令成都宵禁，以非常手段压制这一事件可能激起的震荡。为了安定局面，大赦天下，任命外戚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镇守汉中前线，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理政事。

疏狂率直的李邈跳出来攻击诸葛亮，挑拨君臣关系，被激怒的刘禅毫不犹豫地将其下狱诛杀。丞相长史杨仪觊觎执政权力怨忿不已，刘禅将其废为庶民并流放汉嘉郡。

他虽然第一时间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但却坚决搁置了各地臣民为诸葛亮立庙的请求，整整拖延了三十年才允许立祠，但不是在成都，而是在近于诸葛亮坟墓的汉中定军山。

诸葛亮死后刘禅始终掌握人事权，蒋琬、费祎、姜维均由其亲自授职。刘禅取消了“丞相”一职，蒋琬以大司马录尚书事执政，蒋琬之后又取消大司马之职，费祎仅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名义执政。

刘禅亲政后没有残杀暴谑大兴土木的记录，中止了空耗兵力而难有成果的北伐，注意休养民力。司马懿征讨公孙渊，执政的蒋琬蠢蠢欲动，想乘机对曹魏举兵，刘禅明确诏示蒋琬“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釁”，最终阻止蜀魏新的战事。

建兴十四年（236年）刘禅出巡。此行除巡视都江堰水利工程外，更重视民生，妥善安置降附的氐戎移民以示优待。

不同于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十年仅因刘禅即位一次大赦，刘禅于延熙元年（238年）、延熙六年（243年）、延熙九年（246年）、延熙十四年（251年）、延熙十七年（254年）、延熙二十年（257年），景耀元年（258年）、景耀四年（261年）均大赦境内。

多次大赦一方面可以缓和境内矛盾，提升臣民认同，另一方面赦免罪犯，录囚补兵，对于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的蜀汉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刘禅多方争取功臣世家集团的支持，相对于魏吴的派系倾轧，蜀汉内部较为团结。

刘禅皇后张飞长女先为太子妃，应系章武元年（221年）先主为他所聘，但建兴十五年（237年）皇后殁后，刘禅坚持以妻妹继为皇后。这样的处理应该与强化功臣世家联姻的意图有关。

刘禅三位公主均下嫁功臣子孙，三位尚主驸马分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孙关统、费祎之子费恭，为太子刘璿聘的太子妃亦系功臣费祎的长女。

刘禅对臣下较为仁厚，很多诏令感情诚恳，追谥赵云诏书至诚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魏将夏侯霸因家族遭司马氏清洗走投无路只好被迫奔蜀，但其父夏侯渊早年殁于定军山一役，杀父之仇终究是夏侯霸内心对蜀汉难以放下的情感纠结。

刘禅亲自做夏侯霸的工作，对其谆谆抚慰：战争本身难免伤亡，既非先辈亲手所杀，后世自然不应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寥寥数语冰释前嫌后，刘禅又指着儿子动情地说“此夏侯氏之甥也”。

张飞所娶夏侯氏本为夏侯霸从妹，亡父夏侯渊尸骨亦为张飞所收葬，虎口余生的夏侯霸面前的刘禅与夏侯氏外孙竟然是姻亲骨肉，一颗羁孤异域的冰心倾刻间即被融为春水。

三、绝境中的自省自全

蜀汉仅据旧汉十三州之一，实力有限，诸葛亮生前亦明晰形势终究难以长久。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表中对前景非常不乐观，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主观努力而已。蜀亡时人口才九十四万，甲士却有十万二千，吏更多达四万，负担沉重已极，国库空乏。

钟会、邓艾大军深入蜀境后，吏民惊扰逃窜，不可禁制，主战派北地王刘谌壮怀激烈，提出“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皇室的尊严若能经受轰轰烈烈的战火洗礼，生前身后都可以无愧先主，勇烈声名亦将煌煌著于史书。

君临蜀汉四十一年的刘禅应该非常清楚兵力疲弊民力穷匮的严峻现实，亦可能清醒地预见孤注一掷的顽抗可能重演公孙述反抗到底而导致成都屠城的惨祸，个人及一姓的名节尊严与阖城军民的万劫不复相比，刘禅坚决拒绝了涂炭生民的方案。

虽然也有大臣提出投奔孙吴或逃往南中的选项，刘禅也曾一度犹豫，但很快明晰均为难全叵测之机，要么包藏乘机兼蜀的祸心，要么叛服不定，可能终究难免再次受辱。

所以刘禅决定，由自己承担起亡国之祸，邓艾大军尚未临城即放弃抵抗派人迎降。这位帝王降书显露仁厚的心迹。

北方的野心家司马昭以魏帝的口吻赐予刘禅的策命亦不无推崇“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刘禅将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交给不可预测的对手，在任人鱼肉的险境中，审时度势的韬晦自全成为最后的政治艺术。

投降后的刘禅虽然受到主将邓艾的抚慰，但重重杀机始终挥之不去。灭蜀魏军将帅互相倾轧，前蜀旧将姜维鼓动兵变，魏军报复攫夺，掀起血雨腥风，关羽满门屠灭，前太子刘璿被杀，宫人被强行赐给魏将无妻者，李昭仪自杀，侵夺侮辱接踵而来。

到洛阳后，阴险冷酷的司马昭摆下鸿门宴，磨刀霍霍地试探“颇思蜀否？”刘禅已经无法再像随臣一样流露真实感情了，只能嬉笑自若，“此间乐，不思蜀”更是矫饰以昏聩自污之举。

受骗的司马昭宽心之余不免轻蔑，佞臣贾允马上谄媚：“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趾高气扬的司马氏君臣予智予雄之际，被剥夺了尊严的刘禅得以虎口脱险。自负的胜利者被表象所蒙蔽，身处绝境的自全在政治捭阖夹缝中赖以实现。

四、结语

作为政治人物，亡国之君刘禅的形象难免受时代政治及史籍撰写者的倾向性影响，加之后世文学演义再加工，愈发难辨真伪，以偏概全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以讹传讹者亦有之。

自刘禅所处的魏晋时代起，有识之士即不断尝试解读文字表象，努力走近这一政治人物的历史真相。蜀尚书郎出身的晋朝官员李密将刘禅比次齐桓公，虽然善始不能善终，显然更多地持肯定态度。

清人袁枚则没有时代芥蒂，别开生面地肯定刘禅作为封建帝王的禀赋，进而提出“后主不特比齐桓，且胜齐桓”。

政治人物的历史成长，其辐射所及历史表象均难以湮没其政治个性，三国中蜀国最弱但政治却最为稳定，少年即位的刘禅虽然不具备先主的政治魅力，但作为政治权力中枢所寄，四十一年的存在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绝对不容无视亦不能忽视。

弱势少年能自觉自励，青年成长中能自主自强，四十年的政治稳定面临终结之际，绝境下的自醒自全更彰显政治艺术的成熟，在险象丛生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地自我保全，自始至终贯穿着审时度势的政治艺术。